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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体育Humanitas按:本文摘自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第三部分第八章,仅供参考。本文篇幅较长,分上下两部分搬运。
新政的农产品价格扶持政策是非常重要和富有特色的,而对它来说,以上对农业的干预也只是一段前奏。首先w体育,农民也自行尝试过一些方法。20世纪20年代集中在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农业组织试图阻止小麦上市,并削减生产面积以使价格上升。但是这类地方性的尝试只会失败,尽管在这些微弱的努力下,农民自行组织起来并成立了国家小麦种植者协会。因为小麦价格仍然继续下跌,阻止小麦上市导致了巨大的损失。最后,他们只好厚着脸面请求财政部和联储给予农民特别信贷以使他们能够承受小麦价格的暴跌。
美国棉花业协会在南方的卡特尔化尝试同样也失败了。实际上,在1920年底,由于棉花价格下跌,棉花种植者已经开始采用暴力——包括谋杀顽抗者,毁坏他们的棉花和轧棉机,这样就可以减少生产和销售的棉花数量。在种植者的压力下,路易斯安那州的帕克州长要求停止使用轧棉机,直到棉花价格达到“可维持生活的价格水平”。得克萨斯州的州农业部也这样劝告农民。但是当这些州的棉花买卖减少时,价格还是继续下跌。各农业组织曾多次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提供资金以抑制棉花和其他农产品生产,但联储主席W. P. G. 哈定和财政部长休斯敦都拒绝进行干预。
第二年,人们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充分组织一个棉花卡特尔。美国棉花业协会、《棉业新闻》以及其他团体呼吁减少50%的棉花种植面积,南加利福尼亚州官方还提出设立“减少种棉面积日”。
种棉面积大幅减少,加上农业歉收,棉花的供应量大量减少;但是棉花价格上升的幅度却与棉花产量的下跌并不相称,这样卡特尔主义者的计划又一次失败了。
而在玉米种植方面,时任《华莱士农民》编辑的亨利·A. 华莱士鼓吹“明智减产”的主张,他设想人们自愿限制玉米生产。1921年没有农民响应这一主张,但1922年华莱士再次进行尝试,他要求各州农业局联盟确定系统区域,并在各郡规定玉米种植配额。一些农业杂志和组织都支持这样的主张,但主要的农业领袖对正式规定农业配额的主张很反感。
这些计划最大的绊脚石是那些不合作的农民,在与他们构成竞争关系的农民削减生产的时候,这些粗俗的个人主义者却从扩大生产中获利。失败了的卡特尔主义者称他们是“工贼”、“农民兄弟的叛徒”,像《华莱士农民》这样的机构也对他们进行批判,但与他们从事同样工作的产业劳工不同,他们没有被吓倒。
接着,“萨皮罗运动”又一次唤起了人们对农业卡特尔的向往,这一运动是由亚伦·萨皮罗发起的,他在几家加州的合作社担任律师,并从中获得高昂的律师费。在萨皮罗的影响下,农业局联盟在1920年7月展开了一项计划。计划的目的是将所有的小麦营销行为归入一个庞大的生产者合作社进行。7月,会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21年春季提交了一份计划,建议建立一个名为全美谷物种植者有限公司的国家谷物大型合作社。
和其他自愿组成的合作社一样,这个新组织几乎立刻就陷入了困境。许多地方合作社的农业谷仓更喜欢现有的私营市场,私营谷物交易吸引了农民,也避免了新卡特尔的产生。到1922年,这个庞大的计划被证明完全失败。
1920年7月的会议还试图建立多个其他类型的国家卡特尔,以在全国进行水果营销、乳品营销、蔬菜营销和羊毛营销,但是除了一项计划以外,其他的尝试都失败了。这项还得以保留的计划是牲畜营销计划,这是因为该计划的目标显得不那么庞大。此外,萨皮罗计划在棉花和烟草上的尝试也失败了。
这些失败并没有使合作社运动走到尽头,少了几分浮夸的合作社运动开始走向平稳发展阶段;但是他们仍冥顽要求进行自愿限价。接下来的一步不可避免,他们坚持要求政府对价格实施强制扶持。
战时食品管理谷物公司曾确立了一项先例,它曾限定小麦的价格以刺激生产,并自行对可获得的小麦进行分配。此外,胡佛在1919年的欧洲食品救济计划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次人道主义的益举,但它也只是清除“剩余”的农产品,这样可以抬高食品价格。
威廉·H. 里昂(William H. Lyon),南达科他州的一位律师在此时建议政府为各类农产品限定一个高价,并以此高价购买所有未售出的剩余产品。里昂计划得到了塞缪尔·冈珀斯、南达科他州议会、许多乡村银行和众议院共和党官员的支持。这一计划体现在1921年7月的《克里斯托佛森议案》,但该议案并没有获得多数农业组织的支持,就像这年和随后几年提出的其他价格扶持议案的命运一样。一开始人们并不热忠于要求对价格进行强制性扶持。这一呼声的重要性直到“农业公平”运动开始才显现出来,“农业公平”是乔治· N. 皮克(George N. Peek)、休·S. 约翰逊(Hugh S. Johnson)将军发起的,它得到了伯纳德·M. 巴鲁克的全力支持。由于工业受到了关税的保护,“农业公平”的主张认为农业最好能从消费者身上获利。政府将国内农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买入未售出的剩余产品并以较低的国际市场价格向国外出售。皮克和约翰逊是农业机械制造商风车犁公司的领导,他们可以从农业补贴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他们的计划很快就吸引了农业部长华莱士的注意,结果,1924—1928年体现该计划的《麦克纳利—霍根议案》被数次提出。第一次的《麦克纳利—霍根议案》是由查尔斯·J. 布兰德草拟的,布兰德是USDA市场局的前任主管。最初对皮克的支持大多来自边远的西北部麦农。此外还有这些地区的银行家们。尤金·迈耶也全力支持这项议案。1924年,皮克组建了美国农业理事会,它由来自主要农业团体的代表组成,以宣传皮克的计划。到20世纪20年代末,大多数农业组织已坚决支持这项计划。
柯立芝总统确实在1927年和1928年否决了《麦克纳利—霍根议案》,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他在1926年任命尤金·迈耶领导一个棉花公司以试图阻止棉花价格下跌,并向政府发起的农业协会提供总额为0.1亿美元的资金,使之以一个特定价格购买棉花。比如加拿大、匈牙利和波兰等其他国家也试图维持小麦价格;但是剩余产品的增加仍然给市场带来了威胁,这产生的副作用在1928年和1929年又促使价格下跌,人们因此强烈要求对价格进行更有效的扶持。
柯立芝干预农业的事例还有许多。1924年,他支持《诺贝克——伯特尼斯议案》为西北部农民在牲畜交易中提供政府贷款。但是国会并没有通过这一议案,但柯立芝继续委任了一个特别农业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十分倾向于农业领袖的意见。在1925年,委员会——总统农业协商会——发表了3篇报告。它建议加强农业贷款委员会,进一步强制削减运费,通过联邦合作社营销委员会为农业合作社提供大量补贴。《凯普尔—霍根议案》体现了最后一项条款,但这却遭到了农业养殖场的反对,养殖场拒绝任何形式的政府调控活动。这次尽管失败了,但柯立芝总统的决心愈加坚定,他要以任何他能采用的方式扶持农业养殖场。柯立芝坚定地相信在农业活动中,政府“必须鼓励有序而集中的营销行为”。
赫伯特·胡佛和农业部部长威廉·贾戴(William Jadine)(总统农业协商会的一员)赞同柯立芝的观点。1925年,国会同意给予一笔额外资金对农业合作社的营销活动进行研究;第二年,在贾戴部长的鼓动下,国会又在USDA的农业经济学局设立了一个有关合作社营销的分支机构。新机构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扶持农业养殖场的工作中。这样的干预手段当然受到了养殖场的欢迎。1926年,贾戴推出了“贾戴计划”,建议设立联邦农业顾问理事会和农民营销委员会,为合作社提供资金,并帮助推销剩余产品。议院并不认可这一计划,反而采纳了《麦克纳利—霍根议案》。接下来的一年,柯立芝政府又推出了修改后的“贾戴计划”,建议设立农业委员会、多个商品顾问委员会,并由农业委员会建立一系列稳定公司为合作社提供资金。由于关于《麦克纳利—霍根议案》的争议又起,新计划再次受阻。
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为帮助农民、特别是为农业养殖场获得财政补贴而竭尽全力。为了帮助农业养殖场,他尝试了许多方法——为了解决他们的调查和营销问题,他帮助他们的产品寻找出口市场,并代表他们四处演讲。他也支持为农产品设立关税。此外,正是在他的推动下,富有早期合作社思想的贾戴被任命为农业部长。对于设立联邦农业委员会以扶持合作社营销协会的主张,他也是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撰写了《1924年凯普尔—威廉姆斯议案》。所以,当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胡佛提倡扶持农业,并向农业集团保证他将立即制定一个农产品价格扶持计划,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他一就任就履行了他所有的诺言:1929年6月,《农业营销法案》获得通过,联邦农业委员会(FFB)也就建立起来。
新方案在本质上说就是老“贾戴计划”的翻版。联邦农业委员会从财政部获得了5亿美元,并被授权以低利率向农业合作社提供各类贷款,而且这一授权的年限达到了20年。联邦农业委员会也可以建立稳定公司以控制剩余农产品和支撑农产品价格。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一个萨皮罗式的卡特尔,只是这次联邦政府以强制手段对这一方案进行了支持。
胡佛任命国际收割机公司的总裁亚历山大·莱格为FFB的主席,莱格还是伯纳德·M. 巴鲁克多年来的弟子。国际收割机公司是主要的农业机械制造商之一,所以莱格就像乔治·皮克一样,也可以从农业融资政策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FFB的其他成员包括农业部部长亚瑟·M. 海德、白莱烟烟草种植者合作协会的副主席及创立者詹姆斯·C. 斯通(James C. Stone)、农民合作协会的棉花种植者卡尔·威廉斯(Williams Carl)、国家牲畜产品制造者协会的C. B. 丹曼(C. B. Denman),水果种植者交易所的C. C. 梯格(C. C. Teague)、国家乳品协会的威廉·F. 施尔灵(Schilling F. William)、代表谷物种植者利益的《内布拉斯加农民》杂志发行人塞缪尔·麦克凯维(Samuel McKelvie),以及康乃尔大学农学教授查尔斯·S. 威尔逊(Charles S. Wilson)。显然,委员会打算扶持和帮助的农业合作社恰恰控制了这个委员会。
这样,胡佛政府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农业卡特尔,在政府的指导下,委员会被卡特尔主义者控制,并为他们的利益而服务。
当萧条开始,FFB也开始行动。FFB对小麦的干预是最大的,因为一年间,小麦价格大幅下跌。FFB在8月份建立之初,就建议农民不要将小麦过快地投入市场,而应该持有小麦,并等待小麦价格上升。9月,FFB向合作社提供额外贷款以保存小麦,并使价格提高。但是小麦价格却持续大幅下跌。10月26日,股票市场后不久,FFB宣布它将根据小麦市场价格的100%和种植者手中的小麦存量为小麦种植者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试图以此阻止小麦投入市场并维持小麦价格。在股票市场后不久,FFB建立了资产为0.1亿美元的农民国家谷物公司,这样便可促使合作社的小麦及其他谷物营销活动集中化。小麦卡特尔的旧梦最终成真了。FFB打算广泛建立这类“公司”,或者说是受人欢迎的农业营销合作社;而选择农民国家谷物公司则可以使农民谷物合作社集中化,这样可以避免合作社之间形成竞争,而且可以稳定并提高市场价格。起初,FFB和农民国家谷物公司向农业合作社提供贷款以阻止小麦投向市场,但价格仍然下跌,农民国家谷物公司只可以贷款时的价格购买小麦。
11月25日,胡佛召集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白宫会议,参加者包括主要的农业组织、FFB和土地银行等。不出所料,这些农业组织和工会一样,欣然接受了胡佛的计划,这项计划将为他们提供了大规模补贴,他们还答应在计划中进行合作。
一旦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这只会加剧而不是解决问题。这是经济学关于政府干预的一条不变规律。而对于胡佛在萧条时期采取的整套经济政策来说,这也当然适用。1929年开始在美国执行的农业计划恰恰最能说明这条规律。FFB曾成功地维持了小麦价格不变。在看到小麦价格未下跌后,麦农自然增加了小麦种植面积,到1930年春天,农产品的剩余问题反而加重了。此外,当美国阻止小麦投入市场时,它也失去了先前在国际小麦交易中占有的份额。几个月过去,小麦价格还是一路下跌,1930年种植面积的增加更是加速了这一下跌。FFB手中越来越多的剩余小麦开始对市场构成威胁,这也进一步迫使小麦价格下跌。
私营谷物经销商、美国商会的朱利叶斯·巴恩斯对FFB和它那宝贝合作社的不公平竞争行为进行了抗议,因为这种竞争是针对私营谷物贸易商,可是他的抗议只是徒劳。私营谷物贸易商愤怒地指出FFB为合作社提供的贷款,其利率低于市场利率,明显带有补贴性质。
1930年春天,胡佛从国会获得1亿美元,这使得FFB的贷款和购买政策得以延续。但是,农民发现自己持有的剩余农产品在增加,而价格却在下跌。
在农业集团的压力下,胡佛建立了谷物稳定公司(GSC)以取代农民国家谷物公司,并加强稳定价格的作用。GSC认为麦农已将小麦的上市时间延迟到秋天,他们在将小麦出售给GSC后可获得“暴利”。对于国家主义者来说,个人的利益总是可憎的,所以FFB宣布从此开始,它将只对由合作社和GSC出售的小麦进行扶持。可是在对部分小麦的价格进行扶持的同时,其他同质量的小麦却以另一个价格被出售,这显然很难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谷物贸易,FFB又一次改变态度决定再次对所有小麦进行扶持。
FFB的计划在不经意间鼓励了更多的小麦生产,而人们看到的只是春天小麦价格的快速下跌;越来越多的剩余农产品开始威胁市场,并造成了更大幅度的价格下跌。很显然,在政府的如意算盘中,如果农民希望价格能真正地上升,他们就必须减少小麦生产。FFB认识到所有的卡特尔都必须削减生产以使价格上升。政府的农业垄断逻辑也使FFB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已经在“过度生产”了。因此,农业部部长海德在为农民演讲时就宣扬了“过度生产”的危害。这位部长和FFB成员都呼吁农民自愿减少作物种植面积。
第一批遭受冲击的农民是来自边远中西部地区的春小麦种植者,他们也是最早提出要扶持小麦价格的人。他们对前景感到失望。农民终究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补贴,而削减受补贴的作物生产并不是他们的本意。3月底,一批经济学家离开华盛顿,他们要告诉农民们:如果他们改种其他作物而不是小麦,他们的经济状况将会好转。而其间,在干预主义造成的混乱世界中,由于小麦实在太多,问题也越来越多。剩余产品持续增加,小麦价格则不断下跌。莱格和海德游历中西部地区,敦促农民削减小麦种植面积。为什么政府一方面执行开垦计划,而另一方面却敦促农民减少生产?当堪萨斯州州长里德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能反映出农民的一般观点。
由于个体的农民将会因为种植面积的减少而蒙受损失,所以此时再多的道德说教都不会使他们大幅削减小麦生产。
当小麦毫无用处地堆积在贮藏室里时,阿根廷和俄国等国也增加了他们的生产,再加上全球普遍的经济萧条,这又迫使小麦价格下跌。
1930年6月30日,因GSC收集没有投向市场的小麦数量达到了0.65亿蒲式耳。GSC失去了信心,直到1930年后期它才有所行动。11月15日,GSC获得授权,只要有必要就尽可能多地购买小麦,以此阻止小麦价格进一步下跌。到1931年中期,GSM大胆地购买了2亿多蒲式耳的小麦,然而这根本无济于事w体育。世界范围内小麦的供求关系情况被人们如此轻易地低估了。小麦价格持续下跌,而小麦生产则不停增加。最后,FFB决定将小麦倾销往国外,结果小麦的市场价格急剧下跌。胡佛政府当政的后期,棉花和小麦为FFB造成的损失超过了3亿美元,此外,0.85亿美元的小麦还被免费赠送给了红十字会。
FFB最主要的活动是制定和执行了小麦计划。该委员会还尝试执行了其他方案,包括在棉花种植领域建立一个类似的卡特尔。1929年秋,FFB为棉花合作社提供了大量贷款以阻止棉花价格的下跌。这些贷款被增加到各联邦中期信贷银行的贷款中。但是棉花价格继续下跌,即使在美国棉花合作社协会开始承担起管理职能以后,情况依旧如此。最后,1930年6月,FFB建立了棉花稳定公司(CSC),试图阻止棉价下跌之势。CSC从棉花种植场接管了125万包棉花。由于外在压力导致的激烈竞争,CSC宣布:如果棉花价格不上涨,它将持有这些棉花一年。但是这一公告并没有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不断增多的剩余产品又造成了麻烦,这给农产品价格带来了巨大压力。最后,FFB又一次劝告棉农减少种植面积。FFB的主席斯通敦促各产棉州的州长“立刻动员一切与此利益相关的机构……劝说农民在正在生长的棉花中,将每三排中的一排棉花推倒重耕”。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强烈的不满。《》称这一举动是“政府组织中发生的最疯狂的事件之一”。
可这一建议并没有取得成功;实际上,1931年棉花作物的产量大幅增加。于是在1932年早期,FFB又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委员会从南方银行家手中获得了一份协议,这将有助于FFB和CSC等机构持有他们手中的棉花(350万包),其中FFB手中的棉花为130万包,同时FFB还将继续为棉花种植场的210万包棉花提供资金,这一措施暂时稳定了价格,可到了1932年6月,棉价又下跌了w体育。到7月,FFB已经购买了1.27亿美元的棉花,而这些棉花的价值已经跌去了一半。结果是CSC只能放弃,并在1932年8月开始抛售手中持有的棉花,到了第二年这些棉花全部出手。棉花的净损失达到了0.16亿美元,此外,还有85万包棉花被赠送给了红十字会,这批棉花的价值超过0.78亿美元。
1929年末,FFB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羊毛制品合作社——国家羊毛营销公司(NWMC),这个公司由30个州的羊毛协会构成。FFB还建立了一个相关的国家羊毛信贷公司为其提供资金。NWMC并不善于处理羊毛行业的业务w体育,它将销售业务转交给私营的毛纺管理机构,衣料织品公司。NWMC向养羊人预付了大量资金,这样国内的大部分羊毛生产就集中到了NWMC身上,FFB也为NWMC的建立提供了大量贷款。一开始价格确实得到稳定,但不久羊毛价格还是无情地下跌了,NWMC的计划只能刺激羊毛生产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使价格进一步下跌,它也加重了NWMC的资金负担。最后NWMC将它拥有的大量羊毛以低价出售,这使得羊毛价格问题更加严重。FFB向羊毛业提供了0.315亿美元的贷款,而其中0.125亿美元成了坏帐。
1929年11月,FFB建立了一个国家牲畜营销协会,但是牲畜养殖者对此却并不认同,他们成立了与之相抵触的合作社,FFB的这项计划没有得到执行。FFB还指定了一个乳业计划,建立5个地区性黄油制造协会,并对乳业合作社进行扶持。一个顾问委员会建议农民减少乳牛饲养数量,以此减少乳品生产中的剩余产品,但这激怒了农民。农民游说国会,他们希望使人造黄油生产成为非法经营,并阻止从菲律宾进口可可油。
FFB的其他尝试包括设立国家豆类营销协会;1930年2月,国家核桃营销协会成立;该协会扶持柑橘、无花果、葡萄和葡萄干、土豆、苹果、甜菜、蜂蜜、坚果、枫糖、土豆、家禽、鸡蛋和大米这类的种植或养殖行业。但只有在小麦和棉花行业,FFB才全力试图稳定其价格,可是这一举措落败了。尽管FFB在其他作物生产行业所采取的行动只是为现有的合作社提供资金,但稳定价格的措施还是在小范围内被运用到黄油、羊毛和葡萄的生产中。葡萄稳定计划和其他计划一样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加利福尼亚葡萄管理委员会从1930年设立到1932年垮台只维持了两年时间,因为葡萄种植者不愿向它支付稳定费。而在这两年内,联邦禁酒管理的出台又使这一行业的情况恶化,因为提取葡萄浓缩物成为了非法经营。1933年5月,为葡萄种植业提供的联邦贷款总额达到了0.25亿美元,而其中大部分成为了坏帐。
在黄油生产领域w体育,FFB向现有的地方乳业合作社提供贷款,并鼓励这些合作社互相之间取得一致。最重要的事是在中北部各州建立湖上国土奶油生产公司。1930年,FFB批准为湖上国土公司提供贷款,通过阻止黄油投入市场而稳定价格。黄油价格曾一度被控制,但后来随着大量黄油的出售,价格开始下跌。要了解这项措施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项措施的执行范围非常小。
烟草方面,为了刺激已经陷入停滞的合作社,FFB提供了贷款,但1931年烟草的产量很大而价格很低。第二年,新的合作社宣告失败。
而FFB庞大的稳定行业计划也落败了。它的贷款反而刺激了生产的扩大,再加上市场上已经形成的农产品剩余,这就迫使各类农产品价格下跌,此外,人们的信心也开始丧失。FFB希望解决农业萧条,但它的所作所为却使萧条更严重。由于FFB认识到了自己已经失败,胡佛总统按照政府干预的一贯思维模式采取了下一步行动,他建议人们不再耕种肥沃的土地,推倒正在生长的作物,并屠杀幼小的牲畜,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减少剩余农产品,可这剩余正是此前政府的干预行动造成的。发展到后来,留给罗斯福政府要做的就是使农业完全国有化,这里我们要指出,国有化的农业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它将带来损失。
在看到FFB失败后,主要的农业合作社于1932年1月在华盛顿进行会晤,它们要求执行一项计划对剩余农产品进行有效的控制,宣布商品的卖空行为为非法,确保商品的稳定流通,孤立菲律宾以停止从这样的殖民地进口免税商品。但是国会没有认同任何一项建议,即使一些议员在议案中提议扩大对农业的扶持。此时,一些激进的农民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价格扶持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他们决定组织一次“农民罢工”。我们将看到农民自行阻止农产品投入市场将和农产品价格下跌形成尖锐的矛盾。“农业假日”运动的领导人麦洛·里诺是爱荷华州农民工会和农业假日协会的主席,他是一个激进思想的宣扬者,从1920年开始他就号召进行这样的“罢工”。5月3日,3000名农民在里诺的领导下在爱荷华集会,他们投票决定在7月4日进行罢工。他们的口号是:“待在家里——什么也别买,什么也别卖”,他们的歌谣唱道:
“让我们组织一次农民假日,一个我们自己的假日。我们要吃掉自己的小麦、火腿和鸡蛋,让别人去吃他们手里的金子吧。”
这种自我毁灭式的威胁是要回归到物物交换的经济中,它持续了一个月,而对社会中的其他人来说,这一威胁说是一种警告。但是到1932年秋,这一运动成为了持续性的骚乱。以爱荷华的苏城为中心,这一运动向外传播,南北达科他相继建立了多个州一级的组织,此外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也受到了影响;但是这些组织并没有形成紧密的战线。很快农民就转向了肉体暴力。正如通常那样,当农民发现正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罢工策略导致了他们忍饥挨饿时,他们就试图强迫那些可憎的“叛徒”和他们一样一无所获。8月,在苏城爆发了第一次罢工,罢工者破坏了道路,用枪强迫别人执行他们的命令,用石块毁坏桥梁,还迫使交通陷入瘫痪。
罢工者组织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这支好斗的军队名为美国卡其布衫。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Floyd Olson)提出使用州的民兵对所有从该州“出口”的农产品实行强制禁运,他还提议所有其他的农业州都加入进来。庆幸的是,奥尔森的提议被其他的州拒绝了。所有这些行动都没有使价格上升;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商品从非罢工地区(主要为除爱荷华以外的地区)涌入,价格也继续快速下跌。1932年年末,除了北达科他州,其他地区的农民假日运动结束,而北达科他州的农民大会敦促农民建立抵抗委员会继续罢工,并要求农民拒绝在价格上升至他们可以收回成本之前将农产品投向市场。
尽管自己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各农业委员会还是使农业贷款所需的抵押数额在比例上缩小了,缩小额价值数十万美元;同时,农民也组织了“美分交易”,即他们只允许破产农民的亲友参加破产者的抵押资产拍卖会,这些亲友会用1“美分”购买破产者的抵押品,然后再将这些东西还给破产者。1933年4月,发生了由抵押而导致的犯罪活动,一伙暴徒袭击并几乎吊死了爱荷华州的一位法官,因为这些人要求法官不要再取消抵押资产的赎取权,但这位法官拒绝了他们。
1933年2月,一批激进的明尼苏达农民在州议会大楼前,他们要求州政府强制执行债务延期偿付,迫于他们的威胁,奥尔森州长命令不得取消抵押品的赎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