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的残缺境地：试论过去英w体育国农业发展的困境与可能对策

　　w体育农业经济的残缺境地：试论英国农业发展的困境与可能对策我们说的农业的残缺境地，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个国家由于缺乏强大的和稳定发展的制造业，以至于全部增加的人口不得不在农业中工作，进而消耗掉国家的全部剩余农产品，那么一旦人口大量增加，就只能通过移民或者与原来的农民争夺眼前有限的土地，直到每个家庭的土地越来越少以至于只能生产出仅供家庭所需的那部分基本的食物和原材料，而没有大量的可以用来和制造商交换所需的制成品为止。在一国生产能力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农业国（只要其文化发展达到一定的阶段）人口增加的大部分就应该转移到制造业中去w体育，将剩余农产品的一部分用来供养制造业人口在食物和原材料方面的需求，另一部分用来换取制成品、机器和工具，以改善农民的消费水平并增加他们的产出。

　　如果这种状况能够及时实现，那么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将会相互促进并有所增长，且这种增长没有止境。在这种情况下w体育，制造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将十分巨大。不过就农业所需的劳动力来说，除了维持最大限度的农产品剩余所必需的劳动力以外，不可能有更多的劳动力向农业转移，现有土地也不可能再进行分割。农业人口创造的剩余农产品越多，能消费的制成品也越多。剩余农产品的持续增长将带来制造业人口需求的持续增长。多余的农业人口因此可以在制造业行业找到工作，而制造业人口最终不仅将和农业人口数量相当，甚至会超过农业人口。英国就属于后一情况，而法国和德国的部分地区则属于前一种情况。

　　英国之所以能在两大生产部门之间进行自然的行业划分，主要是依靠它的养羊业和毛纺织业。英国在这两方面的大规模发展比其他国家迅猛很多，而其他国家的农业发展由于封建和专制势力而遭到破坏。占有土地就获得了权势的原因只在于，封建主凭借土地获取一定数量的奴仆并且在自有土地上加以利用；奴仆越多，封建主可以召集的士兵就越多。何况在蒙昧时期，封建主除了豢养大批的奴仆以外没有其他的方式消耗大笔的收入，除非在那些奴仆为封建主服劳役并以少量农产品缴纳税收的条件下，封建主可能会分给奴仆一点点土地以耕种，除此以外，封建主不可能有更好的办法使奴仆获得一定的报酬并效忠于他们w体育。这样，就人为地建立起了过度分割土地的制度的基础。现在，如果政府要人为地改变这一制度，那么结果只能是重新回到初始状态。

　　要制止一国农业生产能力的持续下降，并逐步革除旧有制度遗留下来的弊端（除了鼓励移民以外），那么现有的最好的措施就是建立国内制造业能力，并逐渐把新增的人口吸引到制造业上；农产品的需求越是增加，大面积的土地耕作就越是有利可图，并可以鼓励耕作者从其土地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农产品。

　　耕作者和土地劳动者的生产能力的大小总是取决于农产品和制成品以及其他各类产品进行交换的难易程度。基于这一点，任何在国际贸易方面稍有发展的国家都能获得最大化的利益，我们已经用英国的例子对此进行了说明。但是，一个在工业文明、资本拥有量和人口等方面都已经获得了巨大进步的国家会发现，自身制造业力量的发展，比只拥有最发达的国际贸易而没有自己的制造业力量对农业的发展更为有利。因为这样可以确保这个国家免受由于战争、国外贸易限制和商业危机造成的波动；还因为这样该国就节省了农产品出口及制成品进口过程中发生的大部分运输费用和商业费用的成本；还因为制造业的发展促使现有的交通运输得以改进，并从交通改进中获益；并且w体育，同样的原因使得原来没有被开发的人力和物力得以开发，特别是因为制造业和农业彼此越靠近，那么制造业和农业之间的互换能力就越强，并且两者之间的各种产品的交换就越不可能被多种突发事件所打断。

　　我试图解释在同一个国家和同一个政治权力制度下，用以下的方式将制造业和农业联合起来的优越性。假定你不懂得磨麦子的技术，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进一步假定你也不懂得烤面包的技术，就像（安德森所说的）十七世纪时鲱鱼腌制法还不为英国人所掌握时的情形那样；因此，可以假定你不得不把麦子送到英国去磨成面粉然后烤成面包。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麦子有多少被英国人作为磨面和考面包的成本扣下了？在输出麦子和输入面包的过程中，雇用的运货人、海员和商人消耗的有多少？最后回到种麦人手中的又能剩多少？毫无疑问，通过这种方法，国外贸易进程将受到极大的推动，但值得怀疑的是，这种交易是否特别有利于国家的福祉与独立自主。

　　设想一下，如果你们国家（美国）与英国之间发生战争，那些为英国面粉厂和面包厂生产麦子的人的处境将如何？同时那些习惯了英国面包口味的人又将怎么样？因此，为了种麦人的利益和经济繁荣，要求面粉厂主应住在邻近地区；为了农户的富裕，制造商应住在邻近地区；为了平原地区的经济振兴，一个发达的制造业城市应当坐拥其中；为了国家农业的繁荣，本国的制造能力应尽可能地发展到最高程度。

　　我们来对比一下繁华的城镇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农业情况。在偏远地区，农民仅种植那些能够经得起长途运输的作物。这些作物与那些距离购买者较近的地区生产的作物相比，价格低而质量又好，但农户利润的绝大部分耗费在运输上，因此很难获得可以有效用于他的农场的资金。由于缺少好的榜样和接受教育的机会，人们很难被引导利用新的工艺、更好的工具和新的种植方法。农户本人由于缺乏观摩机会、缺少对生产能力发展中的努力和竞争的刺激，就难免陷于怠惰状态。

　　但是，在靠近城市的地区，农户会利用每一寸土地来种植那些土壤最适合种植的作物。他们会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尽量多生产。蔬菜、家禽、蛋类、牛奶、黄油、水果以及那些远郊农户认为不值钱的农产品，都会给近郊农户带来巨大的收益。远处的农户必须依赖于牲畜的繁育，而近郊农户则可以从牲畜饲养中获利，并且可以完善其根系作物和草料作物的种植。他们可以利用对远处农户用处不大或几乎没用的东西，比如石头、沙、水力等等，并且众多最好的机械设施及各种耕作方法也随手可得。

　　为农场发展积累必需的资金对他们来讲轻而易举。坐拥土地的经营者及其工人们，面对着城市提供的消遣、在他们之间形成的竞争、唾手可得的利润，被激发出了全身心的热情来全力改善他们的条件。于是国与国之间也正好出现了与农户间同样的差异，有的国家制造业和农业齐头并进，有的国家则只能用本国的农产品来换取别国的制成品。

　　一个国家的社会状态主要取决于职业的种类及划分和生产能力的合作。一枚针之于制针厂，如同国家福祉之于我们所称之为的“国家”的大社会。国家最重要的职业分工在于脑力与体力的分工，这两者相互依存。脑力劳动者在推动道德、宗教、教化、知识增长、自由扩大w体育、政治机构完善的延伸——国家内部的个人与财产的保证、国家外部的独立与国力——等方面越成功，物质财富的生产就会越丰富；反之，体力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就越容易推动脑力生产。

　　职业最重要的划分、在物质生产上的最重要的生产能力的合作，是农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划分与合作。如上所述，二者相互依存。

　　就像在制针厂里一样，在国家中，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的分支，甚至整个国家的生产都取决于所有个人相互关系的协调运转。我们把这种关系称为平衡或生产能力的协调。一个国家可能拥有太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人学士及太少的熟练工匠、商人和渔夫。这是高度先进的、广博的文化没有被高度先进的制造业能力和广泛的内外贸易支持的结果，就如同在制针厂里制造了太多的针头而缺少针尖一样。

　　在一个国家中，多余的“针头”是大量的无用的书籍、令人难以捉摸的理论体系、学术争端，通过这些，国家的思维变得更晦涩而不是更文雅，同时人们会从实用的职业中退出。同样的生产能力退步也会发生在那些国家中，原因是它拥有太多的牧师和太少的青年导师，或者拥有太多的士兵和太少的政治家，或者拥有太多的管理者和太少的法官及太少的权利与正义的辩护者。